734年，李林甫奉命修订和整理全部法典。他会同一批法律专家，对法律进行了扎实和周密的修订工作。被删除的无关紧要的条款不少于1324条，另外2180条得到修正。经修订的法典于737年送呈皇帝，计有：律12卷及其疏义30卷；令30卷；式20卷；《新开元格》10卷。这些法典在737年秋向全国颁行。这证明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法律修订，因为这是唐代最后一次系统地重编全部法典的活动。这次制订的法典实行的时期特别长，因为它一直到14世纪初都保持着权威性，虽然其间作了若干较次要的校订。但也许更重要的是，这次修订法律是唐代最后一次试图提供包括在令和式中的标准化的、全国一致的行政法规的活动。在唐以后历代皇帝时期，地方活动的日益多样化使这一工作不可能进行下去。——《剑桥中国隋唐史》
《旧唐书》中，对李林甫记录的算是比较客气的了，甚至颇有褒义。在最后的评价中：
“林甫性沉密，城府深阻，未尝以爱憎见于容色。自处台衡，动循格令，衣寇士子，非常调无仕进之门。所以秉钧二十年，朝野侧目，惮其威权。及国忠诬构，天下以为冤。”
李林甫专权，但是尊奉皇权，“媚上”，本质上是因为专权的他，其实是皇帝专权的代理人。李林甫的改革措施，与玄宗朝的制度改革理念是高度契合的。只是经历了开元诸多贤相之后，改革到了李林甫时期，已经走入深度触碰利益格局的深水区。李林甫是霸道，表面温和公正，实际上排除异己不择手段，但是与其他历史时期或成功或失败的改革家们相似，这种霸道与专权，也是为深度贯彻其改革措施而采取的强横政治手段。整个玄宗朝，开天前盛后衰的冰火两重天，其实是处于中国大历史的一个分水岭上，这些制度改革，也是在形势倒逼之下，被动跟进时代步伐。李林甫在这次政治形态与社会形态激变中的作用，一点也不小。
比如直接决定了中国军制分水岭的募兵制改革，现在很多网友觉得这项改革是汉家军队逐渐沦为弱势的历史成因。但其实府兵制与汉唐间作为社会主导阶级力量的士族群体，整体都已经在初唐时期崩溃瓦解。这背后与当时东亚社会的技术、传媒、政治、国际形势发展都有关联，而募兵制改革，只是在未经明确的既成新形势下，制定新法来理顺兵制关系与制度规范的顺势改革。
所以《旧唐书》中，虽对其人格也有贬义，但对李林甫的理政能力和成绩，不吝给予“每事过慎，条理众务，增修纲纪，中外迁处，皆有恒度”，这样足够褒奖的措辞。
“未尝以爱憎见于容色”，这般城府深沉的李林甫，也才会让目无纲纪的安禄山都觉得敬畏。“非常调无仕进之门”，李林甫很重视对制度典范的维护。最终死后被杨国忠诬陷，天下人都觉得冤屈。证明当时李林甫是有一定威严和人望的。对比没有底线，大肆敛财的杨国忠，李林甫也背后整人，但做事实。李林甫也心狠手辣，但维护规则流程。李林甫也敛财，但是通过开源节流的财政制度创新，而不是粗暴的透支榨取地方财政，搜刮民脂民膏。
李林甫喜怒不形于色，见人经常是温和微笑的，表示尊重。但背后使刀子不手软。这种笑眯眯表面够和谐，实际上却是招黑到结不了死党的“臭名兼能力者”，玄宗如何不喜欢？但为什么《旧唐书》中，对他的评价还较为中肯，而北宋的《新唐书》与《资治通鉴》里，他基本就只剩一“口有蜜，腹有剑”，专横的小人嘴脸了？北宋那批“与皇帝共治天下”的士大夫，平时是什么样的精神头，就不必多言了。他们对待本朝变法改革是什么态度，也不必多言了。他们务虚多一些还是务实多一些，更不必多说。大概，李林甫在他们眼里，就是一个道德低配版的王安石吧。毕竟玄宗朝最后的锅，也足够大。
那么李林甫就是值得敬佩的吗？在我心中不是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改革中，有一项，我觉得真的是历史倒退，且后果很严重。哪一项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