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涌见司徒桥涨红了脸，却又无法出言反驳，生怕他恼羞成怒，于众人不利。急忙又安抚众人，这才对司徒桥说道：“大家各让一步，别再纠缠这些细枝末节。司徒先生，后来怎样？”
司徒桥被刘涌一番话说得也是心下暗自惭愧，听他如此一问，正是给了自己一个台阶下，便即接着说道：“魏千户听那石大人提到刘基之名，当即笑道：‘石大人说的不错。当日太祖定都南京之时，这城池并不叫南京，而是叫作应天。太祖皇帝最初想定都之地，却也不是应天府，而是太祖的家乡凤阳。我大明开国的文臣武将之中，出身凤阳的不在少数。群臣随着太祖皇帝出生入死，打下了万里江山，正是衣锦还乡之时。只不过刘大人却以为凤阳四面受敌，无险可守，作为国都来说，是一处极险之地。太祖皇帝听了刘大人之言，只得打消了迁都的念头。至于应天府此前虽然也做过都城，只不过在此建都的朝代，都是偏安于一隅的小朝廷，最终的结局都不大好。刘大人以为应天虽然四处有水，可作城防，只是这水虽能阻挡敌军，反过来也能被敌军所用。若是敌军统帅施以水攻，应天危矣。敌军一旦兵临城下，应天便成死地。既然天下已定，便应寻找表里山河之处，作为大明的都城。只不过刘大人奇功甚多，惹人猜忌，不久便即致仕。只是在他离开应天之前，却与太祖皇帝有过几次密谈。其中一次便是提醒太祖，都城之地应早定，以免横生枝节。应天城四战之地，若是祸起萧墙，便有倾覆之险，是以须得早做准备。他建议太祖皇帝，忠教寺所在之地，距离皇宫不远，且地势开阔，四通八达。若是在忠教寺中设置密室，即便有人意图对皇帝不利，突然发难。皇帝也可暂时避入忠教寺的密室之中，调兵遣将，以待后援。太祖皇帝听从了刘大人的建议，便令人重建忠教寺大殿，在这大殿之中开辟出一件密室，便是咱们所在的这间屋子。’
“那石大人听到此处，长出了一口气，对魏千户道：‘原来如此。太祖皇帝和刘大人深谋远虑，君臣二人确是龙虎风云际会。这密室中的金银珠宝，想来就是当时太祖皇帝所藏。一旦事情有变，这些金银充作军费，召集兵马，以图恢复……’
“石大人话音未落，魏千户摇了摇头道：‘石大人，你这次可猜错了。这些奇珍异宝，可不是太祖皇帝所藏。太祖皇帝虽听了刘大人的建议，重建了忠教寺大殿，又自皇宫之中，挖了一条地道，直通到忠教寺大殿的密室之中。只是刘大人致仕之后，朝廷之中风波不断，太祖皇帝全力应付政局，先后平灭了胡惟庸和蓝玉这一文一武两大派系。他内心之中，已有迁都之意。太子朱标之死，多少也与此事有关。诸事纷扰之下，太祖皇帝又哪有时间搜罗金银珠宝，充斥于密室之中？’”
司徒桥说到此处，略停了片刻，接着说道：“各位，大明朝迁都之事，确是一件大事。那姓魏的说话虽然婆婆妈妈，只是太子朱标因迁都之事而亡，却也没有说错。”
众人心下均想：“这人说话太过啰嗦。原本只是说朱棣的出身，讲来讲去绕了一大圈，竟然说到了太子朱标之死。这样说下去的话，只怕三天三夜也说不完！”只是众人知道司徒桥性子古怪，却也不想出言与此人争辩，只得强行压住心中的怒气，听他说了下去。
司徒桥说道：“太祖决意迁都之后，便派了太子朱标勘察几处可以作为都城的城池。朱标到了西安，对此地甚是满意，特意找画师画了西安的地图，便即返回应天府，想向太祖皇帝建议迁都西安。只是他路上染病，回到应天后不久便即病故。若是他不死，大明朝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了。魏千户向那石大人说了一番话，大意也是如此。到了最后，只听那魏千户道：‘靖难之役爆发之后，燕军攻入应天，主力兵马自然是直奔皇宫，另有一支奇兵却杀向了忠教寺，统率这支奇兵的正是郑和。其时他还未受皇帝赐姓为郑，仍是叫作马三保。燕王之所以派出这支奇兵，便是他安插在建文帝身边的内应透露出消息，说是皇宫中有一条密道直通忠教寺，这才派心腹马三保带兵进驻忠教寺，以防建文帝从此处逃脱。石大人不妨想想，兵荒马乱之中，若是这密室之中到处都是奇珍异宝，马三保军纪再严，只怕这些东西也会被乱军一抢而空，又怎么会留到今日？’”
众人听司徒桥说到这里，却是暗暗点头。在场的这些人中，除了厉秋风、慕容丹砚和司徒桥外，都是各帮派的帮主和掌门人，江湖之中的争斗厮杀，每人也参加过不少。是以众人心下都知道，临敌之际，须得动之以利，帮众门人才会拼命。这“利”又可分为“权力”和“钱财”。身居高位之人，自然是为了争得更多的“权力”，才会为帮主、掌门人卖命。至于普通帮众和门人，却是为了“钱财”才会效死力。是以争斗之时，各帮派首脑人物对于门下之人趁乱掠夺财物，大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江湖之中的仇杀争斗，最多不过数百人参与。而战场之上，双方的兵马却往往是数万甚至数十万。统兵大将为了能够激励士气，往往许诺破敌之后可抢掠数日。战国之前，各国交战之际，尚遵循礼数，列堂堂之阵，敌人败逃之际，并不纵兵烧杀抢掠。只是到了七雄争霸之时，秦国商鞅变法之后，兵行诡道，大举进攻山东六国。因补给困难，便主张“因粮于敌”，其实就是纵兵抢劫敌国粮仓和百姓的粮食充作军用。到得后来，“因粮于敌”变成了“因财于敌”，军士往往趁乱大肆抢掠金银财物。历朝历代兵荒马敌之时，统兵大将在破敌之后的几日之内，往往不对军士抢掠行为加以约束，便是为了激励士气。即便是名臣大将，在这件事上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放眼自战国至大明立国两千年间，能公开约束兵士抢掠的只有两位大将。一人是三国时刘备帐下的大将赵云。刘备攻占成都之后，荆州兵在成都抢掠，只有赵云所部秋毫无犯。当刘备准备将成都的田产宅院分给诸将之时，又是赵云力谏，引霍去病故事劝谏刘备将田宅归还百姓。另一人是宋初大将曹彬。宋军攻蜀之战，曹彬所部军纪最严，宋军攻蜀诸将占领成都之后，纵兵抢掠百姓及降兵财物，只有曹彬约束麾下兵将，抢夺一物便即斩首。是以蜀中因宋军军纪败坏而叛军大起之时，除曹彬等少数几位将领之外，其余攻蜀诸将都受到了处罚。待宋太祖赵匡胤下令平灭南唐之时，便以曹彬作为主帅，最终灭了南唐。李煜君臣及江南百姓未受太多伤亡，也与曹彬约束部下极严大有关联。
除了这两人之外，纵观历代名将，能约束部下不大肆杀戮抢掠之人，却是少之有少。带兵大将多无好下场，固然有功高震主的原因，大多数却是因为杀戳太重，祸及自身及子孙，是以为将者不可不存仁慈之心。如秦国大将白起、蒙恬之辈，临死之际才感叹自己战阵之上杀戳太重，却是为时已晚，徒留笑柄于后世而已。